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与逻辑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与逻辑

作者：朱敬 [收藏本文]

【摘要】本文首先简述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情况，之后从发端、动力、着眼点等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最后提出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从媒体工具论到朴素的媒体改造论”的发展逻辑。

　 【关键词】电化教育，历史研究，特点，逻辑

　　一、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孕育与发展

　　中国电化教育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初，西方视听媒体技术进入中国并与教育联姻。首次实现这种结合的是商务印书馆，191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影片，其中教育类影片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电影的开始，蕴含了朦胧的电化教育思想。真正有意识地将媒体用于教育和教学，首推陶行知在嘉兴等地进行幻灯教学试验。此外，金陵大学1922年使用媒体辅助植棉推广工作，30年代初又成立了科学电影组，译制教学影片。

　　在电影和幻灯教育的同时，播音教育事业亦有所发展。1928中央广播电台成立，播放少量教育类节目。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镇江民众教育馆、大夏大学理学院等也先后成立教育电台，购置收音机，通过无线电播音开展教育。

　　上述都是在个别范围内进行电化教育，而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是蔡元培等人。1932年蔡元培亲任主席主持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教育电影运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已孕育成熟，从此进入发展成长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电化教育”一词还未萌生，但其两个重要部分电影（包括幻灯）教育和播音教育已呈现雏形。

　　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与成长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步发展阶段：（1932--1936）

　　在初步发展阶段，当时的国民政府尚未正式开展电化教育，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推行电化教育的主要机构，其推行的电影教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民众的以启发民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为宗旨的电影教育，二是针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的以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的电影教学。该协会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一是购置和摄制教育、教学影片，每年向国内外制片机构购置数十部教育影片，还与金陵大学联合成立了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广泛开展教育电影制片工作；二是推广教育影片，途径主要有两个，即定点放映（委托各电影院放映教育类影片）和巡回播放（沿着京沪、沪杭、京芜、淮南四条铁路线，为沿线中小学校放映教学影片）；三是发行了中国电影年鉴，全面记录了电影特别是教育电影的发展情况。[1]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集各界名流于一堂，既是学术组织，又是行业组织，它沟通了“电影”的产、研、业三界，把电影的视野推得更高、更广，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电影和教育电影的发展。

　　同时，由于收音设备相对价廉，所以国民政府教育部向中小学和民众教育馆配发了部分收音器材，播音教育范围有所扩大。

　　经过几年的电化教育实践，一些学者开始结合国外的视听教育理论对电化教育现象进行反思和初步的理论探讨。最早的相关论著当为1933徐公美的《电影教育》，其次为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出版的《中国电影年鉴》，该年鉴真实再现了我国电影在娱乐和教育方面的发展历程，并探讨了电影娱乐功能和教育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我国电影界和电化教育界曾经彼此交融、共同发展的重要史证。1934年，金陵大学范谦衷教授在金陵大学理学院发行的《科学教育》杂志上发表了《视觉教育》，这是国内最早正式介绍视觉教育理论的文章。 这个时期的著作大多以介绍国外理论和初步总结我国电教实践为主，“电化教育”一词于30年代中期开始广泛流行。

　　（二）继续深化阶段：（1936--1949）

　　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确认“电化教育”一词，主要指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电化教育在官方的推动下广泛而深入地展开。

　　1、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电化教育行政机构，各省市也纷纷成立电化教育组织，开展以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电化教育。

　　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后来合并为电化教育委员会。1937年左右，各省也纷纷成立电化组织。1942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印发了《电化教育重要法令》，内容有十六项。从该法令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教育部从制度、经费、设备、人员等多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持，这为电化教育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探讨教育电影和电化教育的出版物大量出现，教育电影和电化教育理论逐渐形成。

　　这个时期，电化教育相关论著大量出现，如宗堂亮的《教育电影》，陈友松的《有声的教育电影》、谷剑尘的《教育电影》等。国民政府社会教育司还编印了《电化教育》一书作为社会教育辅导从书之一。当时影响较大的当属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和金陵大学的《电影与播音》。

　　舒新城的《电化教育讲话》194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电化教育的所有问题。作者追溯历史、立足现在、放眼未来，从我国文化和教育的历史渊源出发，阐

　　述电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问题，探寻和论证电影等媒体技术对我国未来教育的影响和改造。值得注意的是，该书专门论证了作为电化教育三大基础的教育、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这种观点不但领先于同期国外视听教育理论，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电教理论仍有重要启示。

　　金陵大学理学院的《电影与播音》1942年创刊，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参与办刊，该刊从内部学术刊物扩大为面向全国的官方正式期刊。该刊主要追踪国内外电化教育理论与实践前沿，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宣传阵地、研究阵地、交流阵地，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利用不同形式，培养电化教育人才，其中金陵大学是电化教育人才培养的成功范例。

　　金陵大学是较早进行电化教育人才培养而且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所大学。早在1936年金大就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1938年成立电化教育专修科。金大电化教育专修科毕业生大多进入各省市教育厅（局）或相关部门，从事电化教育工作。 除金大外，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6创办了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1946年改为电化教育专修科。1937年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开设电影课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1940年也创办了电化教育专修科。当时我国高校在培养电教人才时侧重点各有不同，有的侧重物理，如金陵大学，有的侧重影视，如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孙明经先生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各有侧重对电化教育全面发展大有益处。[2]

　　（三）调整适应阶段：（1949-1952）

　　解放前，电化教育主要用于社会教育，属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管理，具体由第三科专门负责。解放后，党中央对电化教育行政机构进行了调整和改组。由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电化教育处负责管理幻灯和电影，由广播事业管理局管理播音，后电影局成立后，电影又划归电影局管理，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电化教育处即改为幻灯处。经过这样的调整后，电化教育的范围大大缩小。后来在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下，电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教育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大多并入北京电影学院，从此电化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转入新的历史时期。

　　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

　　（一）从发端来看，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是在对抗与冲突中产生

从发端来看，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与美国视听教育相比，最大的不同是非元生性。美国是媒体技术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技术基础和思想基础。在以机器代替人力的去技能化的自动化浪潮中，媒体技术的教育应用对传统教育和学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并逐渐形成了以提高学习绩效为目的的视听教育，爱迪生的预言就是这种冲击的理想化展望。

中国则不同，20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具备技术基础和思想基础。媒体技术是外来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西方列强将之作为文化渗透的工具，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技术并非中性，这种背后隐藏着的侵略企图注定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从诞生起就具有抵抗外辱、强国救民的历史使命。另一条是具有留学背景的中国有识之士主动地把西方早期视听教育手段引入中国，旨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和发展自身民族。这两条具有对抗性的途径都是从外入内的，并非中国本土自然生成。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正是在这样的冲突对抗中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样的开端决定了中国电化教育发展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并导致下面一系列特点。

（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两大动力是救国救民的大教育观和不断发展的媒体技术

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在国际资本主义大进程中宣告结束。中国进入社会形态的转型期和更迭期。以蔡元培为首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曾对当时中国现状进行了描述，认为中国当时存在着关系国计民生的五大患：穷、弱、愚、私、乱，即国家已穷到极点、弱到极点、人民平均知识程度太低、社会道德堕落到极点、民族缺乏组织。蔡元培等人认为：“这五大患不除，一切事业，都谈不到出路。” [3]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识之士，尤其是留学归国的人，积极倡导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倡导将媒体用于教育，特别是电影媒体。蔡元培曾说，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电影对兴我中华有大用处，得教育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4]蔡元培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会词中为中国教育电影制订了大政方针，明确要求“多拍有益于社会的影片”，认为电影是“七分教育，三分娱乐”。由于以电影为主的媒体教育的宗旨是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所以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大教育观的视野下，被赋予救国救民、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主要职责是将电影和电声等媒体技术用于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大教育观奠定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基调，是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主要推动力。另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媒体技术，从无声到有声，从静片到动片，媒体技术为电化教育奠定和提供了必需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大教育观和媒体技术犹如两大轮盘，推动着早期电化教育在时代的变迁中滚滚前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化教育之路。

（三）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有三个着眼点：提高民众素质、参与国情调查和科情考察

启发民智、提高民众素质是中国有识之士引进媒体技术和视觉教育的初衷，因而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广大民众，其中大部分是文盲和半文盲，这与西方视听教育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和有特定需求的受训人员明显不同。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蔡元培等人亦倡导将媒体技术用于国情调查和科学考察。在蔡元培的倡议和指导下，金大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于1936年赴日本北海道摄制了震惊中外的“五彩日全食电影”，这是全世界第一部用彩色电影胶片摄制的日全食。1937年6月，金陵大学孙明经在蔡元培、魏学仁的派遣和顾颉刚的邀请下，进行了中国电影史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情调查电影”拍摄。1937年7月，孙明经再次受邀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考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四）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注重规模绩效

媒体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最直接的价值在于有利于提高学习的绩效，然而，绩效问题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面向学习者个人的，利用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将知识内化为学习者个人的素养；二是面向学习集体的，利用媒体能在多大范围内提高群体的整体素养。这两个方面不是对立的，只是绩效的两个侧重点。前者侧重微观的学习者个人成就，后者则侧重宏观的学习者规模。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端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发展必须立足于解决当时中国“穷”、“愚”、“私”“乱”、“弱”的大教育观。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早期电化教育主要面向的是广大民众，希望能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提高民众素质，实现民族振兴。所以，与西方国家视听教育关注个人学习绩效不同，中国早期电化教育更加注重规模绩效。

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就在于扩大规模绩效，如果要提高课堂的个体认知绩效，尚需更为精致的系统理论和实践的支撑。中国特殊国情需要的恰恰就是粗放的规模绩效。社会教育相对于堡垒式的学校教育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较为粗放的不成熟领域。媒体粗放的规模绩效在同样粗放的社会教育领域大放异彩，并很快遮盖了其在个体认知绩效方面的缺陷，从而形成早期电化教育的特色之一。

（五）陶行知、蔡元培等教育家在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教育技术史学家塞特勒曾对美国30年代教育电影衰败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教育电影生产商与教育机构缺乏合作是主要原因。中国在陶行知、蔡元培等教育家的正确引导下，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就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辉煌之路。在商务印书馆开始无意识地尝试教育电影后不久，陶行知就有意识地开辟出中国电教的平民路线。尽管之后陶行知没有过多地参与电化教育实践，但他的电教行动和爱国情怀已深深地触动了人心。金陵大学就是在陶行知的影响下踏入电教领域的。蔡元培亦很早注意到媒体教育的潜力，他虽然没有直接的电教行动，但他选择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及金陵大学作为其电教夙愿的实现中介。正是因为有蔡元培的直接引导，我国早期电化教育迅速搭建起大教育观的框架，并形成提高国民素质、配合国情调查和科学考察的广泛基点。可以说，教育家的参与和引导是我国电化教育迅速步入正轨并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六）官方的全面控制是早期电化教育普及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美国政府比较重视将媒体用于战时培训和福利教育，与民间的教育电影运动联系不多。我国政府则自1932年正式发生电化教育以来，就一直在规划、控制电化教育。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就具有官方性质。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专门的电教行政部门，全面接管电化教育，官方成为电化教育的唯一权威。这样集权的管理和控制不仅辟除了不规范的市场竞争，而且为电教发展提供了稳定的资金、行政和人员保障，从而使电化教育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孙明经40年代初曾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修，深感美国电影教育“缺乏统一机关政府不定”，[5]力量不集中，而我国有政府行政机构统一安排，井然有序。外国同行在听了孙明经关于我国电化教育的行政规划后均大为惊叹。不可否认，官方在早期电教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政府的控制亦非仅出于对教育的关心。电影作为当时最具有冲击力的媒体，其宣传教化的传播效能不言而明。国民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对电影加以控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控制了民众的思想。正所谓得电影者得天下。我们清楚地看到，国民政府全面接管后，党义训育片在教育电影中的比重大大提升。无论政府初衷如何，其客观上的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

三、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

逻辑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考察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有必要先从教育技术学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出发，探索教育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

媒体技术是人类肢体的延伸，其诞生本身就蕴含着人的工具意识和工具动机。也就是说，媒体技术是在社会发展的需要下作为工具而产生的，其目的是满足人类特定需求。教育是人类自身的再生产，生产对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特殊规律的人类自身，这就要求进入教育的技术工具必须是适宜于人类自身这个对象的工具，而不是适宜于物质资料生产的自动化技术与机器。因而，在教育与媒体技术结合初期，教育是作用于媒体技术的，媒体技术以高绩效满足教育需求和促进人类自身再生产为目的。当教育作用于媒体技术时，媒体技术主要是以教育工具的形态出现，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媒体工具论阶段。但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总是共生共存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某一作用力占据主流。当媒体技术发展到一定高度并逐渐形成具有普适性的环境时，媒体对教育的反作用力将大于教育对媒体的作用力，这时媒体技术将部分改造教育和文化，乃至整个社会，引领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称之为媒体改造论阶段。媒体改造论不是宿命的技术实在论，而是对技术工具论和实在论的整合与超越，蕴含着丰富的技术批判理论思想。媒体改造论阶段是教育技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经实践证明，也是教育技术发展的高级阶段。媒体工具论到媒体改造论，我们不仅可以从不断更新的美国教育技术学定义中清晰地看出这个逻辑，还可以从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发展中看出这个脉络，如南国农先生把我国教育技术发展史概况为视听教育阶段和信息化教育阶段，前者把视听手段作为工具，后者则进入改造阶段。当然，历史总是呈之字形前进，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与环境不同，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发展脉络，当一个国家已进入媒体改造论阶段时，另一个国家可能仍处于媒体工具论阶段；同时，由于国情不同，不同的国家在同一阶段可能会存在较大差异。在此还须说明，笔者主要是从技术哲学这个角度出发，尝试梳理和透视教育技术历史发展逻辑。

在明确了教育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后，中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逻辑就清晰而出了。笔者认为在两大动力的推动下，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基本沿着“媒体技术工具论----朴素的媒体技术改造论”的逻辑前进。上文已经分析，媒体技术进入中国后主要作为扫除文盲、启发民智、宣扬民族精神以及辅助教学的工具，如蔡元培在倡导电影教育时多次说“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随着电化教育的相对普及和媒体技术的逐渐成熟，部分学者开始认识到媒体不仅是教育、救国的工具，而将极大改造教育，改造文化。如时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认为，电化教育盛行后将从三方面改造教育，一是使全民皆接受教育，二是打破教师与学生的分野，消灭教与学的界限。三是改变教与学的时间，终身学习成为可能。[6]再如，金大影音部主任孙明经认为：“（影音工具）不但要改变我们记事的方法，也要改变我们的整个文化。” [7]舒新城和孙明经等学者在媒体工具论的基础上理性地预见到了媒体将对教育和社会产生较大的改造作用，同时他们多次强调媒体是工具，不是万能的，从而把媒体改造论与技术万能论区分开来。尽管出现了媒体改造论的思想，但从当时中国技术发展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来看，尚不完全具备进入媒体改造论的阶段，因此我们称之为朴素的媒体改造论阶段，或者是媒体改造论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的意义和价值在于给我国电化教育探索出一条正确发展之路，在思想理论方面具有一定超前性，但是囿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其他种种原因，朴素的媒体改造论未得以进一步发展，我国电化教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冬眠期，直到九十年代，才进入媒体改造论阶段，即信息化教育阶段[8]。

四、结束语

从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历史和逻辑中可以看出，当时电化教育紧密结合国情民生，将社会需要、国家需要、民众需要与电化教育内在发展逻辑有机统一，这恰恰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奥秘所在，更是对我国当前教育技术发展的重要启示。研究历史，旨在以史鉴今，启迪明智，希望本文能够引起一些深层次的思考 。

　　参考文献

　　[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务报告[Z].1935.3-5

　　[2] 孙明经.发展我国电化教育当前之急务[J].电影与播音.1945（4）．81-82

　　[3]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电影事业之出路[M].南京：中山印书馆,1933.1-2

　　[4] 孙明经回忆．孙明经之子孙建三提供

　　[5] 孙明经.大学推行电影教育举例[J].影音月刊.1946(1).11-12

　　[6]舒新城.电化教育的实际问题[J].中华教育界复刊.1947-1-1

　　[7] 孙明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实验[J].影音月刊.1947(7、8).91-107.

　　[8] 南国农.从视听教育到信息化教育——我国电化教育25年[J].中国电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