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推动者
作者:汪滢
【摘要】蔡元培先生是早期中国电化教育的实践引导者和学术领路人,中国历史上许多电化教育人物和事件都和他有密切联系。他重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为中国电化教育搭起了“大电教”的框架;他选拔培养电教人才,创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起草制定教育电影法规,为早期电化教育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他积极倡导将电影等新媒体运用于科学考察与社会教育,为新媒体的应用树立了典范。
【关键词】蔡元培;电化教育思想;民众教育;大电教
引言
蔡元培(
在当时,电化教育还没有成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先生关于电化教育的论述和贡献只是体现在相关文献和活动中。本文拟从重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培养电教人才、创立电教组织和为电教立法等几个方面来探讨先生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事业发展所起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一 重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搭起“大电教”的雏形
重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与价值,是蔡元培电化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查阅史料发现,先生曾多次在他的演说或著作中强调媒体(特别是电影)对社会教育或民众教育的作用,认为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电影对兴我中华有大用处。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教育部通令各省筹划社会教育方法,将社会教育分为宗教礼俗、科学美术和通俗教育。通俗教育就是对民众的教育,它特别强调利用幻灯和电影等教育手段,是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雏形。7月,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召开,时为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的讲话,在此讲话中又重申加强社会教育的主张,并将其视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2]
蔡元培认为,电影和戏剧在传达内容上效果是最生动直观的,特别是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不识字的人,这种形式容易被他们所理解。因此他提倡:“然如美术馆、博物馆、展览会、科学器械陈列所等,均足以增进普通人之智德,而所费亦皆不甚巨。愿希望研究通俗教育者,设法提倡此种有益之举,则获益尤非浅鲜也。”[4]转
1916年3月,华法教育会为组织对在法华工的教育,筹备华工学校,招收教师24人,开设师资班。同年4月3日,由蔡元培考验新生,并为该班编写德育、智育讲义,名曰《华工学校讲义》。蔡元培再次倡导将电影运用在社会教育,认为其动态直观的形式能比书本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他写到:“其由戏剧而演出者,又有影戏;有象无声,其感化力虽不及戏剧之巨,然名手所编,亦能以种种动作,写达意境;而自然之胜景、科学之成绩,尤能画其层累曲折之状态,补图书之所未及。亦社会教育之所利赖也。” [5] 原文参见图2:
1916年12月在江苏省教育会的演讲中,蔡元培指出:“外国学校中所用教本,姑举地理言之,书中插图,岂惟地图而已,凡风景名胜,名人墨迹,无不入之。地理如此,其他科亦无不如此,此即普通教育中参用美感也。” [6]
在此演讲中蔡元培先生已将媒体的运用和他的美感教育结合起来,他认为在课本中运用插图的方式,除了利于获得知识,也利于“美感”教育。
1931年,蔡元培(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总结了35年来的新文化,其中包括摄影术、影戏、留声机与无线电播音机等的教育价值,他指出:“摄影术本一种应用的工艺,而一入美术家的手,选拔风景,调剂光影,与图画相等……影戏本为教育上最简便的工具,近日各都市盛行的,都以娱乐为最大目的……留声机传唱本国与外国的歌唱,流行盛广;间亦用以传播遗训,教授外国语。无线电播音机,可以不出门而选听远地的乐歌,亦渐渐流行。” [7](如图3)
由此可见,蔡元培先生非常重视媒体的教育功能,他既论述了媒体的社会教育功能,也论述了媒体的学校教育运用;他既看到了媒体对面对面教育的作用,也想到了媒体的远程教育优势。他从更广阔、更高远的视野为媒体应用指出了大教育的发展方向,这为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搭起了“大电教”的框架,并形成了提高国民素质、配合国情调查和科学考察等的广泛领域,“从而在学理层面开启了我国有别于国外视听教育的电化教育学术思想的雏形”[8]。
二 重视电教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为电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蔡元培对中国电化教育发展的影响,还体现在对郭有守、孙明经等一代电化教育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培养与使用上。郭有守和孙明经都对中国教育电影的推动和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是中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们都是蔡元培的学生,他们关于电化教育的理论思想很多是受到蔡元培的影响,有关电化教育的许多实践活动也都是在蔡元培的指导和安排下进行的。特别是孙明经,不仅是我国自行培养的第一位电教专业人才,而且是中国早期电教界最为活跃的领袖人物之一。
1927年,陈裕光担任金陵大学校长后和蔡元培共同挑选了孙明经作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第一位专职教师”的培养人选。[9]
1930年,蔡元培带郭有守到金陵大学电影教育委员会,作了题为《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报告,孙明经是报告会的记录员。在这一报告中蔡元培先生讲道:“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10],电影除了娱乐的功能外,还肩负着教育的使命,并提出了电影教育的九条建议(蔡元培的九条建议是:电影用于教育,在美国已大见成效;电影是唤起民众之利器,也是教育之有力工具;电影对兴我中华有大用处;我国应当提倡电影教育化和教育电影化;从教育学的原理看,一切电影都是教育电影;中国电影的检查标准要符合教育学的原理;金陵大学从1922年开始已有摄制使用教育电影的实例,从1930年开始又大量引进美国教育电影,因此,希望金大能多做一些事,在电影教育方面为全国积些经验,有助于电影教育在全国范围的开展;大力提倡、鼓励和奖励国产电影的生产;提出“中国人要看中国电影”的口号)[11]。蔡元培的这次演讲对郭有守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由郭有守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电影运动和左翼电影运动,就是对蔡元培“得电影者得天下”这句话的落实,是中国电影教育的成功实践。该报告上阐述的九条建议同样给孙明经带来了巨大影响。据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回忆:孙明经先生生前多次讲: “(蔡元培先生)这九项影响我的一生。”[12]
1934 年成立的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联合办理的“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蔡元培、郭有守师徒委任孙明经担任其副主任兼摄制部主任,从此孙明经在蔡元培、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等指导下开始了包括创建“中国电影高等教育”以及“中国高等播音教育”在内的人才培养和学术活动。
在我国教育电影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见图4),也是蔡元培1934年安排郭有守执笔撰写的。郭有守将20世纪20年代在电影诞生地巴黎对电影的教育属性以及早期欧洲发达国家运用电影于教育的研究成果,结合和恩师一起在国内开创、推动、领导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种种经验加以总结,完成了《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一书[13],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电影理论。
另据孙健三先生介绍,其父孙明经多次提到恩师蔡元培对自己的培育和影响,在蔡元培等学界泰斗的直接指导下,孙明经创办了金陵大学影音部、电教专修科,并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承办了教育部委托的“全国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电教人。
三 创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电教事业提供组织保障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是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统辖力和影响力。该协会联合了教育界、学术界、影视界、政界等数百位专家学者和社会名流,陈立夫、郭有守、罗家伦、徐悲鸿、陈果夫、朱家骅、蒋梦麟等均在其中担任要职。该协会提出“以研究利用电影辅助教育,宣扬文化,并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为宗旨”,提出“教育电影化,电影教育化”,积极提倡通过教育电影化和电影教育化进行民众教育和学校教育。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活动了13年,开了9次年会,自1933年开始,该协会每一年度,由驻会常务委员郭有守主编一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务报告》,记录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重要活动事项和主要工作。该协会会员近千人,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之时“电化教育”一词还未出现,但因为它的成立为教育电影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必要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仍可以把它的成立看作是中国电化教育孕育、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15]
四 开电教立法之先河,为电教管理奠定了基础
前文指出,在中国电影协会成立大会上,蔡元培确立了“三大方针”,并明确要求多拍“有益于社会的影片”,认为电影是“七分教育,三分娱乐”[16]。
在蔡元培领导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制定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章程》,该章程规定:
“……第三条本会职务如下:一、关于教育影片之研究及改进事项;二、关于教育影片之编制事项;三、关于教育影片之调查、统计及宣传事项;四、关于与电影业合作制作教育影片事项;五、关于建议于电影行政机关及处理电影行政机关之委托事项; 六、关于与国际教育电影机关协同进行事项;七、关于教育电影之其他事项……”[17](如图5)
不论是蔡元培发表的《开会词》,还是他领导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都为中国电影确立了“教育”属性。在此基础上,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高徒、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郭有守在中国发起了“教育电影运动”,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还通过并颁布了由郭有守起草的《教育电影取材标准》五条十五款[18]:
1 发扬民族精神
(甲)显露东方文化的优点;
(乙)宣传中国历史的光荣;
(丙)表演民族革命的过程。
2 鼓励生产建设
(甲)由都市而转向农村;
(乙)宣传已成的建设;
(丙)宣传未完成的建设;
(丁)指示未开发的富源。
3 灌输科学知识
(甲)指示科学的日常应用;
(乙)证验科学的自然现象;
(丙)鼓励科学的研究精神。
4 发扬革命精神
(甲)发扬牺牲奋斗的精神;
(乙)发扬刻苦耐劳的精神;
(丙)发扬服务创造的精神。
5 建立国民道德
(甲)恢复固有的美德;
(乙)矫正公共的缺点。
在郭有守把握了教育电影的全国话语权后,他宣布:一切电影都是教育电影,合五条者奖,违五条者禁。[19]这五条标准限定了教育电影的取材范围,将品德教育、知识传授、文化传播等列为电影作为教育媒介应具有的价值与功能。
为规范电影管理,蔡元培口授《电影事业之出路》,经人整理成文,在1933年10月,经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届第四次常务会议通过后,作为中国电影事业的纲领性文献出版发行。在此文中蔡元培指出:
电影在教育上担负的任务:(1)国家已穷到极点,电影应指导民众以救贫致富之道。(2)国家已弱到极点,电影应指导民众以起弱图强之路。1)恢复民族自信力——集团之强。2)培养人民体力——个人之强。(3)人民平均知识程度太低,电影应灌输以切要绿爱教育网www
上述五点,乃解决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穷、弱、愚、私、乱,是中国目前的五大患;这五大患不除,一切事业,都谈不到出路。”[22]
在当时,他们认为电影应该针对“五患”(穷、弱、愚、私、乱),为民众指出救贫致富、去弱图强之路。在孙明经等人倡导的电影中,工业建设以治贫,体育锻炼以治弱,普及教育以治愚,民主建设以治私。这都体现着“电化教育”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尤其是留学归国的人员,积极倡导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倡导将媒体特别是电影媒体用于教育。
1933年蔡元培、郭有守师生二人还利用参与编纂《教育法令汇编》的有利条件,把他们于1930年起草并经过行政院颁布的以《电影检查法》为代表的一系列法律,包括电影检查法实施规则(行政院公布,1931年)、各地教育行政机关会同警察机关稽查电影办法(内政部和教育部第二六二零号训令,1932 年),以及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证发给规则、外人在华摄制电影片规则等法令内容统统编入《教育法令汇编》。从此,在“法”的框架内,“电影”在中华大地归属“教育”这个“抽屉”。[23]这是第一次将全部电影相关法律划归“教育法规”的范畴,也确立了电影的管理权限主要归属于教育部,体现出蔡元培对电影之于教育功能的重视。
蔡元培为中国电影协会制定的协会章程和编纂《教育法令汇编》时收录的有关《电影检查法》等法规,为我国电化教育管理奠定了基础。
五 号召将电影等媒体运用于科学考察和社会宣传,为媒体应用做出了典型示范
蔡元培先生非常重视电影等媒体在科学观察、记录与社会宣传中的运用。1936年日食之际,中国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日食观测委员会,在蔡元培安排下,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院长赴日本北海道拍摄了《民国二十五年蔡元培先生非常重视电影等媒体在科学观察、记录与社会宣传中的运用。1936年日食之际,中国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日食观测委员会,在蔡元培安排下,金陵大学理学院魏学仁院长赴日本北海道拍摄了《民国二十五年之日全食》,使用的是1935年刚刚发明的柯达彩色胶片,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中国电影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据孙明经之子孙健三介绍,孙明经在蔡元培和郭有守的安排与指导下拍摄了大量的教育电影。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奖影片《农人之春》就是在此期间拍摄的。[22]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多次派遣孙明经参加各种重要的拍摄活动。1936年,孙明经按蔡元培的要求,并在蔡元培“鸟瞰美学”思想的指导下,登上一架专门用于空中拍摄的飞机,从空中把南京航拍一番。随后,孙明经又根据航拍的南京影像资料,在地面上对南京当时的几处地标性建筑(如南京鼓楼等)进行了拍摄,形成了一组有趣的“天上地上看南京”的珍贵史料。这一在“鸟瞰美学”指导下的实践,为孙明经随后摄制教育电影《防空》一片,创造性地运用“航拍”提供了经验。[23]1937年6月,在蔡元培、魏学仁的派遣和顾颉刚的邀请下,孙明经进行了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情调查电影”拍摄;1937年7月,孙明经再次受邀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科学考察,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广泛的电影摄制活动使得孙明经拓宽了思路,从而将中国电教不仅立足于民众基本素质的提高,更着眼于国情调查和科情考察的广阔视野。[25]
据孙健三先生介绍,在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期间,是蔡元培亲自写信,并派孙明经去寄航空双挂号信至当时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才派送斯诺去苏区拍电影,记录苏区的生活和军训情况。也就是说,是在蔡元培的推荐下,才有后来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并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据
“新闻学会于本月五日下午七时半在校务长住宅开本学期第一次全体会,因有该系讲师施乐先生放映上年赴陕北苏区的摄影片,以故到会人数异常踊跃,约有二百余人之多。除本校同学外尚有清华同学及上海劳军代表陈波儿等与会,熙熙攘攘,颇极一时之盛。始时开会讨论会务后,八时四十五分即由米德先生开映。临时并加映《双十二》北平学生游行情形,三百余尺影片放演凡二十分钟,同时施乐太太并出放大之苏区生活照片百数十件与同学传观。一时苏区人民生活,军队演习,抗日战团活动等情形,尽入眼帘。”[25](如图6)
蔡元培推荐斯诺去苏区拍摄影片这一事件,不仅彰显了电影媒体的传播价值,而且达到了在国统区宣传苏区的红色文化的目的,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蔡元培先生不仅在理论上十分重视媒体的教育价值与功能,确立了电影的教育属性,而且在实践方面积极倡导将电影等媒体运用于科学考察、社会教育,并为电影教育立法建章,培养人才,是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强有力的推动者。笔者在访谈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先生时,他反复强调研究历史要“言必有据,事必有记”。写作本文,也是想用史料来说话,通过发掘蔡元培先生关于电化教育方面的史料记载,从教育大家的思想和实践中获得启示,并引起教育界及电化教育界对此的关注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本文只是对其电化教育思想的初步探索,由于笔者学疏才浅,掌握的资料也很有限,肯定是挂一漏万。
(本文在收集资料和写作过程得到了蔡元培之孙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蔡磊砢老师和孙明经之子孙健三先生的支持和帮助,特表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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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Yuan-pEi: The Promoter of China Early Audio-visual Education
WANG Yi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CAI Yuan-pei is the practical guide and academic leader of early China audio-visual educ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many audio-visual education characters and events have a close contact with him.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social education of media and put up a framework that "generalized audio-visual education" for China audio-visual education; he selected and raised audio-visual education personnel; he established China Educational films Association; he draft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educational films; h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early audio-visual education. He initiated positively the films and other new media to utilize in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and social education, and set up a mod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Keywords: CAI Yuan-pei; audio-visual education ideas; public education; generalized audio-visu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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